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2019年3月10日14:45:42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已关闭评论浏览:216

2019年第1期《财新周刊》封面报道《变色的“淡蓝”》报道了张北川教授历时十个月的调研,批评在中国最大男同性恋社交软件上(淡蓝,也称作blued),保护未成年人的举措形同虚设。2019年1月14日财新网发表了贾平的评论文章“如何在新技术时代看待男同交友软件”延续了这一批评指向。如此清晰的议程设置,干脆利落的“嫉恶如仇”,毫不含糊的当头棒喝,成为同志、艾滋研究者及其社会活动者圈子的一个大事件。很多年以后或许将成为此领域值得铭记的历史事件,以至于本文对这些研究、报道和评论的反批判,也有了一种挤进历史的冲动,以证明在这个领域孱弱的公共讨论中,反方观点没有缺席。这么说,当然有一点点自恋和矫情,但这并不耽误我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来开宗明义:无论是张教授研究的媒体呈现,还是贾平的评论文章,传达出来的错误观点比他们写的字数还要多。


需要说明的是,张教授研究不是发在学术杂志上,以至于我搞不清楚问题到底来自研究本身,还是被媒体粗疏的解读,所以下面的批评难免也眉毛胡子一把抓了,这对张教授未必是公平的,但是一个研究要通过杂志封面报道的方式如此清晰的传达一种社会公共批评,甚至和媒体追求的耸动效应如此紧密合作,那么张教授也应该做好了准备,去承受下文对“研究”和“媒体报道”不分彼此打包批评的所谓“不公平”。以下,是我列出来研究报道和评论中的七个问题,凑够“七宗罪”,以求教于前辈方家。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一、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问题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在《财新周刊》的报道中,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张北川被称为“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中国同性恋研究之母是谁,李银河?),曾于2016年两度给Blued创始人耿乐写过支持信,“那时候我只强调一条,他们在歧视性的社会里,创造了一个无歧视的空间,这是非常好的。”在报道中,张教授对淡蓝先扬后抑的态度被屡次提出,似乎传达了一种“功是功,过是过”的客观性,可是我从这样的支持信的措辞中,却也多少读出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恋,这种支持话语就像题辞的风格一样,其实本身就包含了学者并兼有活动家角色的张老师暗含的优越感。如果结合此次研究发布的“打压”风格,可以感觉到,学者有时候可能过于相信自己“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了,此次报道后淡蓝战战兢兢的整改可能会进一步助长这种自信。其实知识分子早已经不是在舞台中央的位置了(“C 位”?),按照英国思想家齐格蒙·鲍曼的说法,从立法者变成了阐释者。


在早期阶段,同志和艾滋领域一穷二白,包括张教授在内的学者们著书立说的确有开天辟地之功,再加上张教授除了学者角色之外还是社会活动家,知行合一,甚至有晏阳初“乡村教育”的风格,在同志权利和艾滋防治领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的确有更大分量的话语权,即使在当下,这篇报道的“震慑”效果也不同凡响。


但是整体来看,现如今知识分子在这个领域的角色当然是在下降,NGO、交友软件、律师、人大代表、公益诉讼的当事人、一些粉丝众多的直播网红,粉红经济的创办者,都会稀释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和吸引力。开天辟地只能有一次,如今,在这个领域,很难再想象哪位知识人要谋求什么“之父”、“之母”的称号了。这甚至是值得称道的变化,试想,假如一个仓促得出粗疏结论的研究就能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哪怕是引发生死存亡的恐惧,这个社会的生态一定出现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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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未成年的“儿童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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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川教授诉诸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把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都界定为儿童,《公约》的界定自有它的语境,不能拿着这个标准当成唯一存在并且处处如此衡量,中国《刑法》中的儿童概念就不是18岁,而是14岁。研究如果不分语境地奉联合国的标准作为标准,那就不需要研究了。18岁以下都是儿童,就几乎取消了“少年”、“青少年”的存在,这是此项研究中一个非常致命的大问题,就是没有认真对待中国法律中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细分。这个错误被贾平的评论所重复,贾平认为,成人间的私下的性行为,法律不应该干预,但是“一方为未成年人的性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强奸罪)”。贾平作为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人,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简直不可原谅,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是为了某种立场先行而故意混淆视听?这和把所有未成年都“儿童化”然后制造社会焦虑有异曲同工之妙。

性社会学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看了《财新周刊》的报道,也认为有必要好好分析下这些健康/社会治理背后的预设、道德情感与道德恐慌。


我国2017年《民法总则》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第十七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第十八条第2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我国《刑法》规定幼女的同意年龄线是十四岁:“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也就是说,法律认定十四周岁以下的女孩没有“同意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能力。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曾经这样解读:这样的法律是不是意味着女孩十四岁就有与他人做爱的权利了。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反对这样的解读,但是法律的确以十四岁作为一条重要的年龄线,认真对待十四岁以上(包括十四岁)的女孩的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意志。对于不满十四岁的男孩的保护,由猥亵儿童罪来承担,即不满十四岁的儿童,不分性别,如果被他人以阴道性交之外的一些方式猥亵(按照一般的解释,包括同性之间的鸡奸),无论儿童同意与否,都被视为为猥亵儿童罪的受害人。


 报道显示,在访谈中,张北川教授“获知使用 Blued 软件年龄最小的是 14 岁。”首先要明确,十四岁男孩的同意能力已经获得哪怕是最严厉的刑法的承认,当然,张教授可以论证法律的底线不能作为道德、伦理、社会的标准,人们完全可以担心十四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还不是足够的心智成熟,然而,对于研究而言,简单的这么一句不成熟的判断是不够的,访谈中可曾有相关的具体讨论和分析? 各国的同意年龄线并不一样,如果只是列举其他国家交友软件的年龄限制对我国并无太大借鉴意义,而且随着各种影像和新媒体,儿童的成熟大大早于只有文字的时代,以至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这本书说的就是媒介变迁之于儿童的意义:“电视时代,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共享,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儿童几乎都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逝。”新媒体时代只能加剧这一进程。

   

而社会对于此现象的焦虑可能再一次把孩子们“儿童化”,家长们迟迟还不能接受这种“童年的消逝”。张教授的访谈中,一个父亲抱怨儿子:“他用 C 软件(同志交友类)和成年人聊天,说话完全不像孩子。”报道中用这句话来指出孩子被大人教坏了,可是我们同样可以从中解读出,家长对儿子不成熟、完全无性的、什么都不懂的想象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张教授一再强调的成年与未成年之间的权力不对等也要更加复杂化的来看,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成立,有些情况下,未成年对于新科技产品的运用和新的社会交往模式更加谙熟。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财新周刊》这个报道所引起的核心焦虑都与成年人对未成年的“成熟”感到吃惊有关。


很多年前,一个我认为很纯洁的小学女生因为听到别人的话中有“菊花”(人家真的只是在说菊花)两字,发出诡异的笑(她听成男男性行为的术语)。那一刻我就知道,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这个女孩不可能知道淡蓝,所以未成年人对同志的了解也不都是淡蓝传输的),孩子们有可能比大人们知道的更多。著名网综《奇葩说》节目有一个标语:“四十岁以上人士,请在90后陪同下观看”。作为一个快四十岁的人,听得我惊心动魄,吓得我冷汗淋漓,而刚刚过完七十岁寿诞的张北川教授,却如此理直气壮的要为十八岁以下的所有未成年人代言,要求淡蓝全面封杀他们。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电视、新媒体让童年消逝,而家长们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却要重新对所有的未成年“儿童化”,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是一种对童年消逝的恐惧从而制造出另一种话语来进行抵制,尽管最后可能沦为一种悲壮化的无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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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魔鬼传染天使的刻板印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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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再一次声明,不知道是张北川教授的研究还是这项研究的媒体呈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童话故事,一般像这种故事比较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内在于我们儿时的童话模版里,那就是类似于狼外婆吃了小红帽的故事。看着报道,我耳边不断传来口水歌的不断循环“狼爱上(吃了)羊啊,爱(滋)上羊”。


谁是魔鬼,谁是天使?看看报道中这些访谈片段就知道了:“基本上都是 30 岁-45 岁的 MSM (男男性行为群体)把 HIV 传播给男孩。现在很多中学生用 C (同志交友)软件,我们发现的感染男孩主要也是通过它交往感染的。”另外一个访谈是这样的:那些 30 岁-40 岁的成年人常送给孩子一些东西,如手机、鞋子、衣服等(有人说这是赠送恋人的礼 物),个别是给钱,然后发生高危性行为。估计有坏人在恶意传播。


一句话,中年人是魔鬼,他们在故意传播天使般的孩子。油腻的、脏的祸害了了本来是一尘不染的。我们如何知道究竟是感染者故意传播,还是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感染了艾滋?中国大量的中年男同志是进入异性婚姻当中的,一直在同志社群中受到歧视,研究所得出的刻板结论和这个大量存在的歧视是什么关系?


研究中访谈到这样的信息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研究者不是对这些话语进行分析,而是作为研究成果和盘托出并成为得出结论的依据。以下问题没有被纳入研究的考量范围:18岁以下未成年之间的性也并非少见,艾滋病为何不可能是未成年之间的相互传播?因为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引发社会那么大的愤怒了?关于年龄的魔鬼天使模式就失效了吗?我不知道是研究,还是媒体在煽动恐惧和仇恨。

2013年两高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个解释被称为“两小无猜”条款。显然,如果都是未成年之间的性,媒体所追求的耸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再者,为什么不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互相传播疾病,而只是单向的中年人传染了未成年人呢,莫非病毒是长了眼睛的,只是“魔鬼”传染给“天使”,而不是“天使”传染给“魔鬼”?媒体的报道中极力渲染的是单向的传播,这不是研究应有的姿态,这是宣传一种刻板价值观。


强调互相传播不是要互相谴责传染源,让未成年人分担恶名,而是要强调极力谴责恶意传播的模式根本不是防艾的治本之道,而且也完全无视这些未经证实的“恶意”是否污名化了艾滋感染者。我们如何证明不戴安全套的高危性行为是恶意而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意识,或者是知易行难?其实每一个经过性传播的艾滋感染者都可以说是被人感染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上追溯,于是艾滋病来自非洲等等带有价值偏见的判断一度满天飞。其实,按照这个模式,每一个艾滋感染者在被感染之前都是“无辜”的,都是被“坏人”传染的。于是,这样一个荒唐的逻辑出现了:艾滋病传播基本上就是坏人恶意传播坏人并继续恶意传播坏人的过程,当这个错误的逻辑链条中加上了天使一般的孩子的时候,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一个资深专家竟然鼓励揪出传染自己的“坏人”这种无用的防艾模式,真正是让人失望到绝望,我原本以为只有法律人才会喜欢(有关法律的分析见下文)。


研究中的“未成年”的声音也是单一的,这降低了研究的效度和可信性。那些16、17岁的未成年人在交友软件上获得的都是负面信息吗?他们对于自身的“性”如何看待,他们欢迎社交软件对他们的封杀吗?他们对成年同志群体的描述也只是拿着钱和礼物引诱他们要恶意传播他们疾病的“坏叔叔”吗。?我认为张教授即使为了研究的科学性修饰,也应该有一些不同的案例,如此赤裸裸齐刷刷的谴责,违反常识,更不科学。当然,张教授完全可以说这仅仅是一个与艾滋传播有关的研究,不涉其他,然而,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仅仅以预防艾滋为中心的研究不但忽视了已经感染了艾滋的同志,而且对于未成年人的交友需求不屑一顾。被学科为中心的研究所排除的这些考量,恰恰是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如果说张北川教授的研究排斥了同性恋一定会委屈了老人家,因为他毕生致力于同志权利的维护,可是未成年同志是不是同志,封杀未成年人上交友软件有没有排斥了他们的交友需求。同志交友软件不仅仅是约炮软件,也有兴趣小组、信息交换,情感沟通,预防艾滋的知识传播。同性婚姻案件的当事人孙文麟不是也在Blued直播同性婚姻的问题吗,这个未成年人也不能看吗?颇具有讽刺性的是,淡蓝对这篇报道的回应是重申并强化了禁止未成年人注册软件的规定,同时加强艾滋预防信息的传播。于是,结论就是未成年人无缘接受更被淡蓝重视的艾滋预防教育了。


因为法律制度禁止传统媒体发布涉性广告,中央台连安全套的广告(包括相关公益广告)都不能播放,而中小学性教育又迟迟不能推进,淡蓝要对传统媒体起到查漏补缺作用的时候,交友平台所进行的防艾教育却在压力下屏蔽了未成年。这是对淡蓝的批评,但是这么一个荒唐的整改,恰恰是《财新周刊》这个报道所要求的:那就是禁止未成年注册,然后加大防艾信息的传播。听话之后的淡蓝变得如此左右失据。


   很多年前,美国著名酷儿理论家赛菊蔻对美国社会有个观察,那就是主流社会慢慢的可以接受同性恋了,但是只能接受“木已成舟的同志”(“already gay“ ),对于“未成年同性恋”不能接受,正如主流社会对未成年人的“无性”的想象。于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当网络被描述的如此不堪,拒绝了这些网络的“原住民”,他们怎么处理社会歧视环境带给他们的自我憎恨和无地彷徨,去哪里抱团取暖,去污名的资源从哪里找到?在所有青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同志少年可否有更多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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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错误归因中的古老歧视沉渣泛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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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未成年人同志感染艾滋的问题必须正视,这个人群感染率提高真正的原因是:未成年人早已经不是未成年了,成年人依然是成年人。也就是说,成年人依然用前网络的眼光想象着这些所谓无性的、纯洁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性教育远远落后于他们的青春期的身体成长和交往的需求。当一个爸爸感叹自己未成年的儿子说话像成年人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这与他儿子的同志身份没有太大关系,时代早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张教授的研究如果是为了打消这个父亲的焦虑,让他的儿子依然对同志的相关信息一无所知,只是让淡蓝封杀未成年人注册是远远不够的。


强调未成年人一定不能有性生活,哪怕是16岁或者17岁,必须等到18岁,这显得很可笑的机械。正如冯梦哲所指出的,从未成年到成年,对性的认识不是一天完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男女间早恋的禁止以及交往的限制约束废掉了学习与异性相处的童子功。同志在未成年的时候可能更需要学着怎么与同志进行交往,因为除了学习相处之道之外,还需要共同应对社会的污名压力。


而报道的倾向性让人想到美国的“守贞禁欲型”的性教育模式,而这一模式是失败的,欧洲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时间也比较早,但美国的“少女妈妈”远远要多于欧洲,因为欧洲一些国家的安全性教育做的更好。


很可能恰恰是“未成年人不能有性”的想象主导了性教育的缺失,这是导致艾滋的传播主要原因之一,而今张教授却又要用这种想象来预防艾滋的传播。导致艾滋传播的原因怎么能用来作为预防艾滋传播的模式呢。


把艾滋的传播归咎于交友软件是一种错误归因,在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人们总是喜欢找替罪羊。在艾滋病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把这病归咎于男同性恋,甚至说成是上帝在花园中除草的方式。如果拿张教授的研究和这个古老的歧视话语类比,或许会让老人家哑然失笑,毕竟他是“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呀(这样说特别容易把本文解读为西方理论界常见的“弑父”现象,好像后学者要急着进行范式转换抢班夺权,其实我性格远非如此雄心壮志), 然而,我所感到到的陈旧歧视话语的浮现还不止这些。


把艾滋病传播归咎于男同性恋,和把未成年人感染艾滋归咎于男同社交软件,可能距离不远,前者对应于同性恋这一“新”的人群的逐渐浮现和变得“可见”,后者对应于新技术的出现,两种归因模式的背后,都有着满满的道德焦虑,一个是对同性之间的性的焦虑和恐惧或者试图唤起恐惧,一个是对未成年的性的焦虑或者试图唤起恐惧。


在另外一个访谈里,一个同志组织的负责人说:“我们组织 2016 年发现了 5 个阳性未成年男孩(都已确证),都是因为和同性发生关系感染的,他们都用 C 软件。“都用软件”作为论据能证明都是因为软件而感染疾病吗?几乎把所有的未成年因性被传染都说成是被人恶意传播,并没有考查“传染源”自己是否清楚自己是阳性。其实如果就这么做研究的话,完全可以这么归因:因为这五个阳性男孩都是同性恋者,所以艾滋病就是“同性恋的癌症”(gay  cancer)吗?最早艾滋病在西方被发现,就是这么称呼的。这个世界总是在变着花样玩着一样的游戏。


在前互联网时代,男同志交友的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街心公园或者厕所,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否把艾滋的传播归咎于街心公园和厕所,而且如果要禁止同性恋进入的话,厕所如何开发一个像交友平台禁止未成年注册一样的装置。


假如某个交友软件在约炮过程中发生纠纷导致命案,那是否可以归咎于软件本身。 同样的,假如两个男同志在城市小公园的“渔场”认识,后来在做爱过程中发生打斗,命案,是否和小公园有关系。但是一旦发生类似的事情,人们很容易归咎于软件交友平台并呼吁关闭平台,这样的一种归因模式并非理性却很容易煽动恐惧。


俗话说“没有张屠夫,也不吃带毛猪。”没有交友软件,未成年人也还是要交友。很多年前杂志上寻找笔友的栏目里,就有同志嘤嘤其鸣,求其友声。如今互联网时代更是这样,Blued不让注册,贴吧也可以继续寻找朋友(原谅我没法举出更多的例子了,年龄大了不懂这个世界了)。如今可能大部分艾滋感染都会与网络有关,原因是我们已经深深的陷入到一个网络组成的社会里。这样的结论其实需要去正襟危坐、大张旗鼓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吗?性教育不到位,歧视环境不消除,疾病会闪转腾挪、四面出击,东方不亮西方亮。


在张老师的访谈中有这么一个个案:“我 17 岁上大学,特别憧憬性行为,用 QQ 交往,不知道很危险,不久就被传染了。”张老师客观的呈现了其他软件也有未成年,也可能感染艾滋,但是批判的矛头却只指男同交友软件。这几乎等于说社交软件都很坏,blued 更坏,让人想到奥维尔《动物庄园》里的一句话:所有动物生而平等,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都用淡蓝这个软件,那就是因为这个软件而传播了艾滋,这种错误的归因方式很难套在异性恋的交友软件上,原因是异性恋的交往途径更多,那个归因的途径被稀释了。但是无论通过何种途径交友,不安全的性行为才是疾病传播的原因,不能把因果链拉的太长,不是有这么一句睿智的话吗: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结果的结果不是结果。


淡蓝在防艾信息的传播和投入上远胜于主流社会的其他交友软件,却还是被专家认为做得不够。报道中明里暗里谴责平台“变色”了,社交功能盖住了防艾的功能,恨不得把淡蓝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防艾软件。其实,即使为了防艾的目的,都不能把一个软件变成彻头彻尾的防艾软件。艾滋病专家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以为防艾信息越多越好,这当然是不成立的,各地的防艾小组都要开展五花八门的娱乐活动来吸引受众,如果从头至尾都是防艾宣传,没有人会有耐心。交友平台过度强调艾滋也容易让用户产生逆反心理,这些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同性恋社群的感染率提高,也与“老子干脆不防了”这一反叛心理有关。艾滋病刚开始流行时的恐吓教育引发的负面效应仍然挥之不去,并部分地成为社会歧视艾滋感染者的心理来源。至今很多人依然认为感染者都是瘦骨嶙峋,离死不远,不知道在及时吃药的情况下完全不耽误正常的工作、学习、结婚、生育。


谴责所有的交友软件疏于防艾,但更要谴责同志交友软件疏于防艾。这和又一个古老的歧视话语如出一辙。某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谴责同性恋的时候常常会说我们谴责“男女婚内阴道交”之外的所有性行为,例如我们也谴责手淫,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所谓“也谴责”的分量和效果并不一样,同性恋和手淫都是罪恶,同性恋比手淫更罪恶。同样是交友软件,Blued和陌陌都有未成年人染病,都很坏,但是Blued更坏。不这么类比就无法解释异性之间通过性传播艾滋数量仍然超过同性之间的情况下,而陌陌在艾滋信息的传播和研究方面远远弱于Blued,为什么后者尤其值得《财新周刊》做成封面故事。


在主流世界里,与未成年人看直播相关的新闻,常常是某小孩喜欢网红,偷家里大量钱财给偶像打赏,而在非主流的同志软件这里,报道的议程设置却成为不能看直播的问题。快手被批评是因为未成年妈妈的问题,而对于同志软件的要求是未成年不能上的问题,这不是很可怕的分裂、区别对待吗?


同性恋的直播一定比直人世界的直播更不堪入目吗?事实可能相反,去年有知情人告诉我说Blued的直播比直人的直播更严格,直人世界里男性可以裸露上身,而Blued的直播不可以,因为是男同志交友平台的直播,所以上身的两点裸露也是情色。我当时还感慨万千,觉得是个很好的学术思考的题目,监管者如何在涉性方面对性少数群体更加苛刻,或者监管者如何和同志平台共同塑造性的敏感地带。监管部门并不是吃素的,我也完全可以想象,即使淡蓝出于自身的经济效益,都会更积极配合政府监管,并且层层加码,耿乐在报道中说甚至白色袜子、卫生间的直播都界定为性暗示。作为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学者,我甚至认为这可能压缩了性的表达空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缤纷,当张北川、贾平认为监管还不足的时候,我却要批评淡蓝层层加码把监管扩大化了。


利用社会对未成年之性行为的焦虑推广保守想法在同性恋历史上屡见不鲜,西方同性恋平权运动史上一直要处理的一个麻烦形象就是,主流社会认为同性恋要征募主流世界里的小孩,把他们掰弯以供自己享用,壮大自己的队伍。我不认为张教授的研究是重复这个陈词滥调,然而,内在的,真的没有任何关联吗?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五、历史感的缺失问题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我承认,要求一个医学教授在防艾的研究里有历史感,有点强人所难、求全之毁。然而,詹姆逊有“永远要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的洞见,否则我们很可能受困于今天的意识形态。


其实,有一个历史眼光的话,你会发现,儿童、未成年是一种社会的建构,曾几何时,中国在一些朝代,男15岁、女13岁就结婚了,对未成年人“性”的如临大敌是一个现代现象,红楼梦里“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一回当中,这么描述宝玉、秦钟等未成年男孩的暗送秋波:“ 每日一入学中,四处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设言托意,或咏桑寓柳”。因为男男情事惹了纠纷,茗烟为自己主子出头,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肏屁股不肏,管你相干?横竖没肏你的爹罢了!


当然,历史既断裂又延续,传统社会就流传这么一句话:学堂、戏坊、坏娃的地方,大概也类似于认为交往途径为“男风”提供了温床,不同在于,古代的这个说法带有戏谑性,而今天专家在谴责社交软件带来疾病传播的时候,却是以科学之名在媒体上行使雷霆万钧之力。


上文我们提到了《财新周刊》报道中传达了中年艾滋感染者是魔鬼,未成年天使陷落的故事,中年人的恶意传播艾滋的形象也这样被建构起来。其实古希腊的经典男男之恋的现象就是成年男人和未成年之间的,成年的“爱者”和“未成年”被爱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未成年人年龄应该是在15岁到17岁之间。这种模式“在古希腊社会和教育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自身复杂的社会礼仪是当时上层阶级之间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 ”


说古不是要复古,而是更复杂的看待成年和未成年在不同的语境下复杂相处模式,如今的青少年应该比古时候更晚的接触同性恋情的信息吗?。让研究变得复杂当然就不会变得那么有力量,而一旦要诉诸于坏人、坏软件、封杀未成年,力量是有了,可是研究立马显得太急赤白脸、火烧火燎,党同伐异了。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六、弃隐私如敝屣的“强制性坦白”问题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无论是张教授,还是贾平都要求淡蓝严格身份的验证,在政府对整个交友平台还没有出台严格实名制的情况下,先对同志交友平台提出苛求,对同性恋者和艾滋感染者的隐私诉求极度缺乏敏感性。或者二位要争论说,他们并非专门针对同志群体,而是所有的平台。这也不构成有效辩护。同样是实名认证,异性恋和同性恋谁更害怕暴露隐私?难道说要重复那个古老的对形式平等的讽刺吗?穷人和富人晚上都不准在桥下边睡觉?谁是无立锥之地更需要在桥下睡觉,就像说谁更害怕实名认证?莫非二位恰恰要捅的就是软肋,谁更害怕,就先在谁的身上实施,就是要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两位都在同志和艾滋领域浸淫多年,对人群的隐私敏感性如此弃之如敝屣,不能被原谅。


事实上,无论是陌陌,还是jack'd、Grindr等交友软件尽管都设置了注册的年龄标准,但都没有严格的身份验证,更像是一个倡导性条款,张教授和贾平都希望把这个软性规则变成刚性规则。其实哪怕是发生性行为的同意年龄线这么刚性的刑事法律规则,也可能被规避例如当年英国曾规定男男性行为的同意年龄线为21岁,如此自欺欺人的畸高的年龄要求被屡屡违反,后来就调整为16岁。上网年龄和发生性行为的年龄截然不同,当然应该更加宽松。


如果要求国内的同志交友平台在注册的时候检验身份证,并且为了避免使用别人的身份证还要人脸识别,很有可能用户就会做鸟兽散。为了严格禁止未成年人注册,就要求上千万用户人人过堂,“呈上面来”,自中国同性恋开始被建构出来以后,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大规模隐私上交的时刻,即使政府要进行立法强行验证,都需要大量的讨论、博弈、论证、听证,可是一个研究只要祭起社会对未成年人的焦虑就可以轻巧的提出这一要求。


张教授认为闪照功能应该取消,因为里面夹杂了色情图片,淡蓝的回应是可以加强技术化的甄别。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因为对隐私更加看重,所以闪照、阅后即焚的存在,有着远远超越主流社会的意义,只能加强而不能取消。法学界也在强调“被遗忘权”,甚至在全球有一个“被遗忘权运动”,陈冠希当然希望那些艳照不要永存于网络并且那么方便可得。


张教授1994年的《同性爱》一书里对男男的肛交行为颇有成见,运用大量的医学术语来恐吓肛交的负面后果,张教授的老师秦士德作为公开的男同志,也倡导皮肤接触的“皮皮交”而非黏膜与黏膜接触的“黏黏交”,我无意对两位老人家苛责,每一个人的想法也不必趋同,而且很可能认识永远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恒久不变,然而这次在网上去搜查相关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张老师的很多文章都加密了,关于张老师对肛交态度的材料竟然无从寻觅了,也许,教授也需要一些文章和说法被遗忘。我想张教授不会反对文章加密功能,哪怕文章加密功能会保护色情文章,那为什么会反对阅后即焚功能呢,莫非,双重标准思维真的是如此根深蒂固,贤者不免?


我们不禁要问了:谁,为什么,如此无视同性恋者的隐私?一个简单的回答可能是张教授又不是同性恋,研究了一辈子仍然在外围打转。我坚决认为这个回答是不对的,我不认为性倾向是研究任何性倾向的障碍,可是我认为张教授不能不反思自己的建议是否过于高高在上了。

  

 《财新周刊》的报道还提出了更可怕的建议(这个建议不是张老师提出的),即软件应该设定披露艾滋感染状况的选项,即所谓“知情交友”。报道说Grindr在注册界面提供了以下选项:无应答、HIV 阴性、HIV 阴性并进行暴露前预防、HIV 阳性、HIV 阳性且经治疗病毒不能测出。可是《财新周刊》一定是选择性的屏蔽了下面这个信息:去年,Grindr没有经过用户同意,向第三方披露了用户的包括感染者状况的信息,只要在GOOGLE上一搜索,就会有大量的有关这方面的信息,谴责声音不断。记者要求淡蓝向Grindr学习提供披露艾滋的选项,当然对Grindr的这一重大错误不置一词,写文章的人都会这一招,但是大概也都知道这一招不厚道。

 

更不厚道的是贾平的评论,他在评论中把《财新周刊》的错误建议进一步扩大化了。《财新周刊》只是提出了要求淡蓝提供披露HIV选项的建议,贾平在评论中把这要求变成了强制性:“欧美法律监管中的明令要求,在我们这里却缺失了(比如强制在注册使用软件时填写自身的艾滋病感染状态等)。这在APP遍地搜集个人信息、买个车票都要身份证的中国,不禁让人感到错愕,因为这显然是对信息搜集“最相关性原则”(以及执法中“比例原则”)运用的彻底倒置,这一原则要求,信息的提供,和风险大小及控制需求应当成正比。人们有理由相信,社交软件和感染率的上升和感染的低龄化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也符合普通人朴素的道德直觉,因此,要求提供更多的健康信息在这里是完全合理的。” 

这番评论在知识描述的层次和价值评价的层次,都在及格线以下,首先,欧美没有任何法律强制注册使用软件时披露自身的艾滋病状态一些国家或者美国一些州只是要求感染者对性伴披露感染的情况,这有着本质的不同。其次,贾平的类比非常失败。因为买火车票需要身份证,所以注册软件就更需要披露艾滋感染状况吗?身份证是到了一定年龄人人都有的证件,而艾滋感染者是面临极大社会歧视的少数群体,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倘若某人出示身份证,因为上面某些信息,像艾滋感染者一样,会被单位辞退,被医院拒诊,被飞机拒绝搭乘(某航空公司曾明确拒绝艾滋感染者登机),那么要求所有人出示身份证也是一个人权灾难。最后,贾平祭起普通人朴素的道德直觉,完全无视“多数人的暴政”,同性恋、艾滋感染者就是在这些朴素直觉里被认为是变态、缺德、流氓、因为性乱而得病罪有应得。贾平头顶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的名号,法律学科的背景,权利话语也“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却对普通人道德直觉如此不加批判的推崇,让人大跌眼镜。

贾平不会不知道,艾滋检测应该是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或者退而求其次,也是“知情不拒绝”,而中国当下的医院,几乎完全没有遵循这个原则,变相的强制检测大行其道,检测出来之后,就频频拒诊。贾平无视这些现实,进一步要求强制披露,毫无道理。更重要的是,一个逻辑悖论在此产生:既然法律和政策上检测是自愿的,怎么能去强制披露呢?如果要求强制披露,谁还会自愿检测呢?莫非贾平要建议强制性检测?就像强制每个人都要有身份证一样?

贾平的立场在这句话中充分显示了:“这里的核心原则,在于要求公司以技术手段,平衡保护那些在交往中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的用户(尤其是未感染艾滋病用户)的权利(知情权及生命健康权)。”让我来划划重点吧: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括号里“尤其是未感染艾滋病用户的权利”,而重点的重点在于“尤其是”。这几乎就是一个切片,显示防艾话语和感染者权利话语的方枘圆凿。为了强调防艾,不惜把感染者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或两只。防艾,无论是感染者还是非感染者,要共担责任,不是说一个人检测出自己是感染者,别人就和他“信息不对称”了,就成了一个原罪,要常常被当成恶意传播的魔鬼,没有检测也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可以跟别人信息对称了,也没有更大的负担了,于是,检测成了一种原罪开启的渊薮。


当然,在法言法,《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艾滋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应该将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然而首先这是感染者应该承担的个人义务,而不是淡蓝作为交友平台承担的义务,正如世纪佳缘这种相亲网站也没有义务强制披露用户是否感染艾滋的信息,而且如果强制披露还侵犯了用户的隐私权。其次,哪怕是个人义务的告知条款,也更多的是一种倡导性要求,本身很难操作,也没有规定明确的罚则。2017年两高所做的司法解释显示,行为人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在非卖淫嫖娼的情况下(此种情况的司法解释也应该被批判),感染者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只要采取了安全措施,就是无罪的,刑法并没有强制告知。


在我看来,告知性伙伴感染的状况逐渐成为一种倡导性条款,而不是刚性规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歧视的大量存在。《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是生活中,艾滋感染者的诸项权利屡屡被打击而求助无门,以至于这个法规中充斥着刚性条款的软性化。


2014年天津发生了一个轰动事件,艾滋感染者晓峰(化名)因病被多家医院拒诊,一个当地的草根组织建议他篡改病历瞒过医生才使得手术顺利进行。消息传开后引发大量关注,总理作出指示:“既要保障艾滋病患者接受医疗救治的权利,不得歧视,又要保障接触救治艾滋病患者的医务人员自身安全”。后来这个草根组织的负责人李虎还受到了总理的接见(淡蓝的耿乐和总理见面应该也是这一次)。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平衡的视角,当医院对艾滋感染者大量拒诊的时候,感染者的隐瞒也获得了事实上的豁免,事实上这个个案情况特殊,医院的强势使得隐瞒很难有空间,变相的强制检测使得感染者无所遁形。


本质上,还是要强调医院践行普遍防护标准,对所有的患者医生都要采取一样的防护措施,不仅仅是要废除强制检测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艾滋感染有个窗口期,即使患者检测结果是阴性医生也不可大意。这就类似于某个人每次在和性伙伴发生性行为之前都要共同进行检测,然而对方检测是阴性自己就可以不用采取安全措施了吗,如果正好是窗口期怎么办。所以检测、披露远远没有采取普遍的安全措施更加重要,无论对医生,还是性伴,都是如此。一句话,安全措施使得披露毫无必要。


所谓的“知情交友”竟然被大大咧咧的作为防艾的正面教材来推广,真是“病急乱投医”。正如有些网友的评论,如果淡蓝设置了关于艾滋的选项,也很简单,都填上没有感染艾滋就好了。可爱的Grindr竟然还设置了“不愿意披露”的选项,一般认为谁选了这个都会被预设为艾滋感染者。在歧视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我认为艾滋感染者有隐瞒的权利,甚至是欺骗的权利。例如有公司问一个女性招聘者,你是否在两年内有生孩子的需求,应聘者哪怕正在怀孕,都可以隐瞒和欺骗。正如单位根本就不该检测HIV存在与否,那应聘者弄虚作假就无可指摘。当然,发生性行为的情况和应聘不完全一样,但是非性交易的情况下,只要采取安全措施,感染者就可以免于承担责任。告知不告知,远没有戴套不戴套重要。


《财新周刊》所犯的另外一个错误是,在满篇的谴责艾滋感染者恶意传播的语境下要求淡蓝学习Grindr提供披露艾滋的选项,而如果Grindr敢明目张胆的把这个动机作为披露的原因,一定会招来大量的批判。用一个Grindr用户的话说,他公开了自己感染者身份是因为很吃惊,竟然同志社群对艾滋的歧视和无知也是根深蒂固,很多同志误认为感染了艾滋就会很快死去,不知道艾滋感染者不等于艾滋病人,不知道U=U(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即经过治疗后检测不出艾滋病毒的感染者即使不采取安全措施也不会传播艾滋),也就是说艾滋感染者主动披露自己的感染情况不是为了方便非感染者严防死守,而是展开对话,消除歧视。公开感染者身份,本来是为了对感染者去污名化,而《财新周刊》的报道恰恰是对感染者的污名化。“远离艾滋”的口号本是要远离病毒,而被这样生生操作成了“远离艾滋感染者”。


隐私权不是没有局限,如果把同性情欲只看成是一个隐私权,就没有办法展开公共对话,也会把这个议题锁在柜子(closet)里,所以同性恋的出柜政治不是为了让主流社会甄别好远离这些人,恰恰相反,是担心柜子的存在无助于在国家制度和公共论坛上消除歧视。艾滋感染者的“出柜”大概也遵循了这一思路,认为感染者都不公开感染者的身份,就没有“可见性”(visibility),就会使得感染者永无可能展开斗争消除偏见,艾滋的“平常化效应”就不会产生。这种出柜政治的效果和评价自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唯一可以断言的是:绝不可以在妖魔化感染者的情况下强迫感染者坦白,在这种动机下,哪怕是提供自愿披露的选项,都是一种文化强制,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Grindr泄露用户信息给第三方的时候,有人写了文章总结说,自从Grindr开始提供披露选项的时候,问题就开始产生了。因为Grindr注册时提供选项自称动机是为了对感染者“去污名化”,但是达到的效果却是帮助人来过滤掉感染者。哪怕是自愿的选项,都会让感染者左右为难:如果披露阳性状况可能会面临歧视,说自己是阴性,那是撒谎,如果选择不披露,那就会被预设为是感染者,生生的制造出一个伦理困境。


无可否认,很多发达国家在禁止艾滋感染者就业和就医歧视方面远远走在中国前面,法国律师曾告诉我说,在法国,医生因歧视拒绝给病人手术构成刑事犯罪,而我们这里拒诊仍然大行其道,视法规如废纸,无数艾滋感染者因无法及时手术而致残致死,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强制披露感染者身份是“错把杭州作汴州”的谬误,即使Grindr这一被《财新周刊》认为学习的榜样也发生了数据泄露,以及产生了过滤淘汰感染者的效应,所以淡蓝要坚决抵制哪怕是披露艾滋作为选项这一极其糟糕的建议。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七、批判资本话语中的悖论问题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面对年龄严格审查、感染者身份披露、对直播的监管过于严苛可能影响同志群体表达权、隐私权的担心,贾平处心积虑的进行了话语的转换。贾平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体交往自由——疾病控制”的对应关系,而是“资本大公司权力——个体交往自由——疾病控制”的三方关系。所以他虽然说“那些担心干预会导致同志(个人)交友自由权受到侵犯的担忧,无疑是有其理由的。”但是他真正要强调的是这句话:“但问题在于,对于交友软件的监管,不能等同于对同志个体的言论或表达自由权的侵犯。个体间自由交流和表达的权利(rights),和资本-公司通过提供通讯交流工具而获取的“权力”(power),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对于一般行业来说,这个说法可能是成立的,但是对于与同志有关的“粉红经济”而言,这样对同志个体表达自由权利与公司因为经营而获得的“权力”进行区隔是有局限的。当我看到贾平这段话的时候,眼前立刻浮现出来一个画面,讲述出来就可以说出我想说的话而免掉长篇大论。


2018年11月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了一个会议,名为“不让任何人掉队:促进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可持续及包容发展研讨会”,Blued的CEO耿乐做了一个“向体制内说话”的发言,他讲到2018年微博发出公告要清查“腐、基、耽美、本子”的时候,他正好在泰国出差,看到这个消息大受打击,三天三夜没有出宾馆一步。我听到后脑子里立刻做了一个对比,作为关注同志权利多年的学者,那些日子我怎么是吃嘛嘛香,完全没有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焦虑(最近看《财新周刊》的报道反而有了,怪哉)。当然,淡蓝家大业大,无论是一大群人憋着劲要做大做强的雄心壮志,还是说俗一点为了企业利润,都不难理解这几天不出门的郁闷和焦虑。而微博作出的适当让步也一定让淡蓝如释重负。是今天的制度环境让同志的表达空间和粉红经济的生死存亡有着撕扯不清的关系。


于是,一个悖论产生了:在贾平笔下如此强势的一个大公司、大资本的CEO却不得不因为新浪微博的公告寝食不安,却不得不应对《财新周刊》的报道而出台一系列整改措施,或许淡蓝的所谓“资本”也不同于美国体制下的粉红经济的“资本”,而新浪微博和《财新周刊》也不仅仅是美国模式下的“媒体”。


于是,当我们把美国同运中的对粉红经济的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进步主义完全拿到中国来用的时候,也需要谨慎。说白了,不光是淡蓝,我们这里的资本都还没有稳定的制度保障,不同于人家那里的资本。何况即使同是我们这里的资本,粉红资本也始终面临着比别的资本更多政策瓶颈和风险。一句话:中国资本不是美国资本,粉红资本也不是一般资本。


悖论就在于,这次的批评者明明知道淡蓝面临政策风险的脆弱性,要不贾平也不会讨论要不要关闭软件的问题(当然,他没有错误到要求关闭软件的程度),可是报道却摆开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高压姿态,这种一种很奇怪的悖论:批评者明知道粉红资本的脆弱性,却要摆出一种挑战大资本的道德优越感。


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必因为粉红资本面临政策上的瓶颈就要对之小心呵护噤若寒蝉,淡蓝越做越大的同时必然会也应该需要面临各种批评。可惜的是,这次的批评是如此糟糕,当踩踏着青少年交友的权利和妖魔化艾滋感染者的方式来展开研究和评论的时候,又一次把淡蓝推到了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用一句很俗的话来表达吧:淡蓝坚决拒绝强制披露感染者身份,和拒绝对同性恋严格实名制注册的态度,让批评者的糟糕建议一下子相形见绌。


更大的悖论在于,实际上,贾平看似要限制 Blued的所谓资本的权力(power),但是实际上他的建议又加强了Blued的权力,让Blued可以去审查,并且强制用户披露艾滋感染者身份,这样的要求滑天下之大稽,你想想会有多可笑,Blued将成为个要求用户披露艾滋感染者身份否则就拒绝接待的公司。世纪佳缘敢对会员提出强制披露的要求,我预料马上就会公益诉讼挑战这一做法。我实在想不出有哪一家公司有资格,有权力,可以论证自己有权力这么做。提供自愿披露选项,没有这么离谱,但也不值得推广,原因很简单,没有这样的选项,某一个用户愿意披露完全不是障碍。而平台提供选项,就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软强制,是一种对感染者的区隔,会造成最坏意义上的“区隔并不平等”。艾滋反歧视做的越好,感染者自愿披露会越多,而披露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对艾滋进行去污名化。而现如今,在歧视铺天盖地的情况下,主流要求的披露只会有一个目的:披露出来,好让我歧视你。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布洛维在批评“平台资本主义”的时候说,中国是平台资本主义的巅峰,阿里巴巴、微信几乎组织起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这重构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只要投入其中,我们所提供的信息就成了巨大利润的基础。著名历史学家,写出爆款畅销书的赫拉利(公开的同志)也担心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和数据所摆布,大部分人会成为无用阶级。哈佛商学院第一批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之一Zuboff教授提出了“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概念,这是一种熟练运用数字技术的新资本主义突变形式:“以前我们搜索 Google ,现在 Google 搜索我们;以前我们认为数字服务是免费的,现在监控资本家认为我们是免费的。” Zuboff教授认为这类似于一个殖民化的过程,所谓发现新大陆的人认为这里的一切资源都是可以使用的,我认为这有点类似于“无主物之先占取得”的自我合法化,我甚至可以戏谑称之为“监视资本主义”对我们的“视奸”。


难道对平台资本主义和监视资本主义的的批判不应该是限制平台了解我们更多的个人信息吗?难道对算法资本主义的警惕即使是螳臂当车不也要困兽犹斗吗?最近法国数据保护监管机构就对GOOGLE开出了5000万欧元的罚单,以惩罚goolge对用户数据使用的不透明。何至于我们的专家学者一个个以批判资本为名却要资本更多掌握用户的信息呢?这不仅不智,也够无情。


说到这里,实在是该给这么一篇长文来一个结束语了:很多年前,德国思想家韦伯曾经对现代性的“铁笼”发出感叹:“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后一句可能被《财新周刊》用来批判“变色”的同志交友,使得韦伯的偏见被吸收进当代的“有色眼镜”,而前一句话用来形容提出强制或变相强制披露感染者身份的专家,真可谓是不多不少,正好。


 

作者系法学学者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性研究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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