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2019年3月10日14:45:42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已关闭评论浏览:250

2019年第1期《财新周刊》封面报道《变色的“淡蓝”》报道了张北川教授历时十个月的调研,批评在中国最大男同性恋社交软件上(淡蓝,也称作blued),保护未成年人的举措形同虚设。2019年1月14日财新网发表了贾平的评论文章“如何在新技术时代看待男同交友软件”延续了这一批评指向。如此清晰的议程设置,干脆利落的“嫉恶如仇”,毫不含糊的当头棒喝,成为同志、艾滋研究者及其社会活动者圈子的一个大事件。很多年以后或许将成为此领域值得铭记的历史事件,以至于本文对这些研究、报道和评论的反批判,也有了一种挤进历史的冲动,以证明在这个领域孱弱的公共讨论中,反方观点没有缺席。这么说,当然有一点点自恋和矫情,但这并不耽误我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来开宗明义:无论是张教授研究的媒体呈现,还是贾平的评论文章,传达出来的错误观点比他们写的字数还要多。


需要说明的是,张教授研究不是发在学术杂志上,以至于我搞不清楚问题到底来自研究本身,还是被媒体粗疏的解读,所以下面的批评难免也眉毛胡子一把抓了,这对张教授未必是公平的,但是一个研究要通过杂志封面报道的方式如此清晰的传达一种社会公共批评,甚至和媒体追求的耸动效应如此紧密合作,那么张教授也应该做好了准备,去承受下文对“研究”和“媒体报道”不分彼此打包批评的所谓“不公平”。以下,是我列出来研究报道和评论中的七个问题,凑够“七宗罪”,以求教于前辈方家。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一、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问题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在《财新周刊》的报道中,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张北川被称为“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中国同性恋研究之母是谁,李银河?),曾于2016年两度给Blued创始人耿乐写过支持信,“那时候我只强调一条,他们在歧视性的社会里,创造了一个无歧视的空间,这是非常好的。”在报道中,张教授对淡蓝先扬后抑的态度被屡次提出,似乎传达了一种“功是功,过是过”的客观性,可是我从这样的支持信的措辞中,却也多少读出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恋,这种支持话语就像题辞的风格一样,其实本身就包含了学者并兼有活动家角色的张老师暗含的优越感。如果结合此次研究发布的“打压”风格,可以感觉到,学者有时候可能过于相信自己“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了,此次报道后淡蓝战战兢兢的整改可能会进一步助长这种自信。其实知识分子早已经不是在舞台中央的位置了(“C 位”?),按照英国思想家齐格蒙·鲍曼的说法,从立法者变成了阐释者。


在早期阶段,同志和艾滋领域一穷二白,包括张教授在内的学者们著书立说的确有开天辟地之功,再加上张教授除了学者角色之外还是社会活动家,知行合一,甚至有晏阳初“乡村教育”的风格,在同志权利和艾滋防治领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的确有更大分量的话语权,即使在当下,这篇报道的“震慑”效果也不同凡响。


但是整体来看,现如今知识分子在这个领域的角色当然是在下降,NGO、交友软件、律师、人大代表、公益诉讼的当事人、一些粉丝众多的直播网红,粉红经济的创办者,都会稀释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和吸引力。开天辟地只能有一次,如今,在这个领域,很难再想象哪位知识人要谋求什么“之父”、“之母”的称号了。这甚至是值得称道的变化,试想,假如一个仓促得出粗疏结论的研究就能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哪怕是引发生死存亡的恐惧,这个社会的生态一定出现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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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未成年的“儿童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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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川教授诉诸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把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都界定为儿童,《公约》的界定自有它的语境,不能拿着这个标准当成唯一存在并且处处如此衡量,中国《刑法》中的儿童概念就不是18岁,而是14岁。研究如果不分语境地奉联合国的标准作为标准,那就不需要研究了。18岁以下都是儿童,就几乎取消了“少年”、“青少年”的存在,这是此项研究中一个非常致命的大问题,就是没有认真对待中国法律中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细分。这个错误被贾平的评论所重复,贾平认为,成人间的私下的性行为,法律不应该干预,但是“一方为未成年人的性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强奸罪)”。贾平作为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人,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简直不可原谅,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是为了某种立场先行而故意混淆视听?这和把所有未成年都“儿童化”然后制造社会焦虑有异曲同工之妙。

性社会学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看了《财新周刊》的报道,也认为有必要好好分析下这些健康/社会治理背后的预设、道德情感与道德恐慌。


我国2017年《民法总则》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第十七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第十八条第2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我国《刑法》规定幼女的同意年龄线是十四岁:“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也就是说,法律认定十四周岁以下的女孩没有“同意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能力。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曾经这样解读:这样的法律是不是意味着女孩十四岁就有与他人做爱的权利了。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反对这样的解读,但是法律的确以十四岁作为一条重要的年龄线,认真对待十四岁以上(包括十四岁)的女孩的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意志。对于不满十四岁的男孩的保护,由猥亵儿童罪来承担,即不满十四岁的儿童,不分性别,如果被他人以阴道性交之外的一些方式猥亵(按照一般的解释,包括同性之间的鸡奸),无论儿童同意与否,都被视为为猥亵儿童罪的受害人。


 报道显示,在访谈中,张北川教授“获知使用 Blued 软件年龄最小的是 14 岁。”首先要明确,十四岁男孩的同意能力已经获得哪怕是最严厉的刑法的承认,当然,张教授可以论证法律的底线不能作为道德、伦理、社会的标准,人们完全可以担心十四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还不是足够的心智成熟,然而,对于研究而言,简单的这么一句不成熟的判断是不够的,访谈中可曾有相关的具体讨论和分析? 各国的同意年龄线并不一样,如果只是列举其他国家交友软件的年龄限制对我国并无太大借鉴意义,而且随着各种影像和新媒体,儿童的成熟大大早于只有文字的时代,以至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这本书说的就是媒介变迁之于儿童的意义:“电视时代,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共享,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儿童几乎都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逝。”新媒体时代只能加剧这一进程。

   

而社会对于此现象的焦虑可能再一次把孩子们“儿童化”,家长们迟迟还不能接受这种“童年的消逝”。张教授的访谈中,一个父亲抱怨儿子:“他用 C 软件(同志交友类)和成年人聊天,说话完全不像孩子。”报道中用这句话来指出孩子被大人教坏了,可是我们同样可以从中解读出,家长对儿子不成熟、完全无性的、什么都不懂的想象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张教授一再强调的成年与未成年之间的权力不对等也要更加复杂化的来看,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成立,有些情况下,未成年对于新科技产品的运用和新的社会交往模式更加谙熟。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财新周刊》这个报道所引起的核心焦虑都与成年人对未成年的“成熟”感到吃惊有关。


很多年前,一个我认为很纯洁的小学女生因为听到别人的话中有“菊花”(人家真的只是在说菊花)两字,发出诡异的笑(她听成男男性行为的术语)。那一刻我就知道,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这个女孩不可能知道淡蓝,所以未成年人对同志的了解也不都是淡蓝传输的),孩子们有可能比大人们知道的更多。著名网综《奇葩说》节目有一个标语:“四十岁以上人士,请在90后陪同下观看”。作为一个快四十岁的人,听得我惊心动魄,吓得我冷汗淋漓,而刚刚过完七十岁寿诞的张北川教授,却如此理直气壮的要为十八岁以下的所有未成年人代言,要求淡蓝全面封杀他们。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电视、新媒体让童年消逝,而家长们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却要重新对所有的未成年“儿童化”,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是一种对童年消逝的恐惧从而制造出另一种话语来进行抵制,尽管最后可能沦为一种悲壮化的无谓努力。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三、魔鬼传染天使的刻板印象问题

王浩丨 “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我需要再一次声明,不知道是张北川教授的研究还是这项研究的媒体呈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童话故事,一般像这种故事比较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内在于我们儿时的童话模版里,那就是类似于狼外婆吃了小红帽的故事。看着报道,我耳边不断传来口水歌的不断循环“狼爱上(吃了)羊啊,爱(滋)上羊”。


谁是魔鬼,谁是天使?看看报道中这些访谈片段就知道了:“基本上都是 30 岁-45 岁的 MSM (男男性行为群体)把 HIV 传播给男孩。现在很多中学生用 C (同志交友)软件,我们发现的感染男孩主要也是通过它交往感染的。”另外一个访谈是这样的:那些 30 岁-40 岁的成年人常送给孩子一些东西,如手机、鞋子、衣服等(有人说这是赠送恋人的礼 物),个别是给钱,然后发生高危性行为。估计有坏人在恶意传播。


一句话,中年人是魔鬼,他们在故意传播天使般的孩子。油腻的、脏的祸害了了本来是一尘不染的。我们如何知道究竟是感染者故意传播,还是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感染了艾滋?中国大量的中年男同志是进入异性婚姻当中的,一直在同志社群中受到歧视,研究所得出的刻板结论和这个大量存在的歧视是什么关系?


研究中访谈到这样的信息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研究者不是对这些话语进行分析,而是作为研究成果和盘托出并成为得出结论的依据。以下问题没有被纳入研究的考量范围:18岁以下未成年之间的性也并非少见,艾滋病为何不可能是未成年之间的相互传播?因为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引发社会那么大的愤怒了?关于年龄的魔鬼天使模式就失效了吗?我不知道是研究,还是媒体在煽动恐惧和仇恨。

2013年两高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个解释被称为“两小无猜”条款。显然,如果都是未成年之间的性,媒体所追求的耸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再者,为什么不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互相传播疾病,而只是单向的中年人传染了未成年人呢,莫非病毒是长了眼睛的,只是“魔鬼”传染给“天使”,而不是“天使”传染给“魔鬼”?媒体的报道中极力渲染的是单向的传播,这不是研究应有的姿态,这是宣传一种刻板价值观。


强调互相传播不是要互相谴责传染源,让未成年人分担恶名,而是要强调极力谴责恶意传播的模式根本不是防艾的治本之道,而且也完全无视这些未经证实的“恶意”是否污名化了艾滋感染者。我们如何证明不戴安全套的高危性行为是恶意而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意识,或者是知易行难?其实每一个经过性传播的艾滋感染者都可以说是被人感染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上追溯,于是艾滋病来自非洲等等带有价值偏见的判断一度满天飞。其实,按照这个模式,每一个艾滋感染者在被感染之前都是“无辜”的,都是被“坏人”传染的。于是,这样一个荒唐的逻辑出现了:艾滋病传播基本上就是坏人恶意传播坏人并继续恶意传播坏人的过程,当这个错误的逻辑链条中加上了天使一般的孩子的时候,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一个资深专家竟然鼓励揪出传染自己的“坏人”这种无用的防艾模式,真正是让人失望到绝望,我原本以为只有法律人才会喜欢(有关法律的分析见下文)。


研究中的“未成年”的声音也是单一的,这降低了研究的效度和可信性。那些16、17岁的未成年人在交友软件上获得的都是负面信息吗?他们对于自身的“性”如何看待,他们欢迎社交软件对他们的封杀吗?他们对成年同志群体的描述也只是拿着钱和礼物引诱他们要恶意传播他们疾病的“坏叔叔”吗。?我认为张教授即使为了研究的科学性修饰,也应该有一些不同的案例,如此赤裸裸齐刷刷的谴责,违反常识,更不科学。当然,张教授完全可以说这仅仅是一个与艾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