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盈、张育智 | 女权主义的性论述

2019年3月10日14:45:45 发表评论浏览:33

注:本文略做修订的版本已发表于《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6期:72-84





摘要:本文以“巴纳德会议”为分析点,重点梳理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性战”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围绕着色情、女同性恋TP(男女)角色、S/M(虐恋)三个主题的争论而形成的性激进派女权主义与反色情派支配论女权主义这两种女权主义性论述的基本立场、观点分歧及后续影响。90年代至今包括“性骚扰”在内的诸多争论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当年的论战,围绕着“危险与快乐:迈向性政治”这一理论框架的女权主义性论述影响至今。而这种影响,尤其是支配论女权主义的论点,显然也已经走出了美国,并与中国大陆产生某种(自觉不自觉的)连接。可是,我们对于这个会议及其性政治的了解、讨论与检视却非常之少(或严重偏颇),当下的很多讨论甚至远不如当年深刻与丰富,且在缺乏充分认识与警惕的情况下容易将其中一派的观点放大为整个女权主义的性立场。对美国80年代女权主义性论述的梳理,是为了回到中国大陆的当下,观察其与中国大陆的可能关联,探讨进一步推进更为丰富而本土的“性思考”以及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发展另一类 “性论述”的可能。


关键词:女权主义,性论战,巴纳德会议






在缺乏更加明确的关于性的激进理论的情况下,大多数进步主义者转向女权主义,希望它能指点迷津。然而,女权主义与性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由于性是两性之间关系的一个连接点,大量对女性的压迫由性中产生,在性中斡旋,在性中构成。女权主义一向对性极为感兴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女权主义思想。一种批判对女性性行为的种种限制,谴责强加在那些性方面比较活跃的女性身上的高额代价。这一传统提倡性解放,认为它不仅是女性的解放,也是男性的解放。第二种认为,性解放本质上仅仅是男性特权的扩大。这一传统与保守的反性话语产生共鸣。在反色情运动到来之际,这种思想在女权主义分析中称霸一时。


反色情运动及其论述一向是这种思想最强烈的表达方式。除此之外,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实际上谴责所有的异常的性表达,斥之为反女权。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处于长期亲密关系中的不包括男女角色扮演的一对一的女同性恋关系,处于性等级的顶端,异性恋则被降低到中等地位。除了这一变化之外,一切都或多或少保持不变。最底层仍然被下列群体和行为所占据:卖淫、易性、虐恋和跨代性活动。绝大多数的男同性恋性行为、所有偶然的性关系、滥交,包括角色扮演或怪异方式或非一对一关系的女同性恋行为,全都受到指责。就连手淫过程中的性想像也被谴责为阴茎中心主义的延续……最后,这种所谓的女权主义话语重新创造了一种极为保守的性道德。


 ——Gayle Rubin, Thinking Sex,1984





我对女权主义性论述的阅读从Gayle Rubin的《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激进理论的笔记》开始。Rubin对于女权主义内部两类性话语的分析,尤其是创造“性等级”概念对于80年代美国反色情女权论述的观察与批判,睿智而犀利。尽管差异与变化是显然的,我依然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某些“似曾相识”。


Rubin的这篇著名文章首次宣读于1982年春天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召开的“第九届学者与女权主义者年度会议”(简称“巴纳德会议”,Bernard Conference)上。两年后,大幅修改的版本发表于会议论文集《快乐与危险:迈向性的政治》(Vance,1984)。正是这次“巴纳德会议”,拉开了80年代女权主义“性战”(sex war)的序幕。恐怕鲜少有学术会议像“巴纳德会议”一样,引发如此紧张的现场对峙与抗议,并在时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依然有学者不断著文讨论,不厌其烦地介绍其社会背景、策划过程、现场抗议、会后论战,以及无论对个人的生活还是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显然也已经走出了美国,并与中国大陆当下的性论述产生某种(自觉不自觉的)连接。可是,我们对于这个会议及其性政治的了解、讨论与检视却非常之少(或严重偏颇),当下的很多讨论甚至远不如当年深刻与丰富,且在缺乏充分认识与警惕的情况下容易将其中一派的观点放大为整个女权主义的性立场。


正是因为“巴纳德会议”在女权主义性论述的发展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对当下依然产生延续影响,本文将其作为分析的重点。但是对美国80年代女权主义性论述的梳理,最终目的是回到中国大陆的当下,观察其与中国大陆的可能关联,并推进更为本土的“性思考”。




一、“巴纳德会议”

与美国80年代的性论战



1

脉络


“巴纳德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刚刚经历过60-70年代与新左派政治密切相关的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性解放运动之后,7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政治新右派开始占优势,1980年共和党的里根上台,更恶化了同性恋、性工作、色情媒体和其他本已被污名的性实践的现实与法律处境。“色情”也被作为女权主义的重要议题加以关注。在西海岸,一批反色情女权主义者开始以行动要求政府禁止电影、广告中的色情内容,并于1977年在旧金山建立了第一个反对媒体与色情中的暴力的妇女组织;两年以后,在其支持下,纽约成立了WAP——“妇女反对色情组织”。(Corbman,2015;Rubin,2011)


会议的策划虽然与美国当时反色情的社会与政治背景直接有关,但是确定以“性”为主题,更为根本的是因为“性是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议题”(Diary of Conference on Sexuality,1981)。作为会议的主要策划者,Carole Vance等人进而提出把“快乐与危险”作为女权主义性论述的理论框架,希望能借此更为复杂地理解女性的性差异与性政治。


这次会议试图探讨,在女性的生活和女性主义的理论里,性的快乐与危险之间所具有的暧昧与复杂关系。作为会议的策划者,我们并不想削弱对危险的批判,更准确地说,我们希望拓展对快乐的分析,并组织女性参与一项运动,这项运动将强烈反对性的危险,但同样强烈地支持性的快乐。”(Vance,1984)


从后来发表的巴纳德会议的手册来看,会议确实涵盖了相当多的性议题,以及女权主义在这些议题上的不同论述——从反堕胎、健康话题到各种身体愉悦的讨论,触及了阶层、年龄、肤色、种族、性偏好、性角色、性取向以及不同的生理特点等等因素(Diary of Conference on Sexuality,1981)。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女学者们把快乐与情欲——这一让主流规范与道德保守主义恐慌的声音──明目张胆地带到了台前,且不乏赞赏,会议的“多样而复杂”随即被批评者有选择地过滤掉,并被质疑为忽略了性暴力、性压迫等女性所遭遇的更为迫切的“危险”议题,甚至被视为与资本主义父权结构同谋以支持色情,从而遭到“恶心”“狗屎”,甚至“反女权”的抗议(Corbman,2015;Rubin,2011)。Vance等人随即反击,指出反色情女权主义对于女性性快乐论述的排斥,以及认为“性的危险”更加重要而急迫、应该先解决“危险”再来谈“快乐”的说法是不切实际而且有问题的(Vance,1984)。


当时的策划委员会及参会者们谁也没有料到这次性会议会在女权主义内部产生阵营分裂的严重后果。包括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Joan Nestle、以跨性别人类学研究著称的Esther Newton,以及后来建立了酷儿经济正义组织的女权主义行动者Amber Hollibaugh在内的很多人,直到开会当天跨过反色情组织在校门口设立的抗议纠察线时,才意识到余声未消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所建立的“曾经以为牢不可破的姐妹友谊已然崩裂”(Hollibaugh,2000)。



2

性论述的分歧


“巴纳德会议”除了在现场遭遇了反色情组织成员的严重抗议,甚至向校方及资助方举报施压,也作为导火线引发了多年笔战。所涉之深广可以从发表的众多媒体报道、学术文章与专著,以及卷入其中的(亮瞎眼的)女权主义者名单中得以窥探。如果不得不简化的话,可以说性论战在经过若干阶段的升温之后,逐步形成了以Rubin、Vance、Ann Snitow等为主力的性激进派女权主义(sex radical feminism)[1],以及以Andrea Dworkin、Catharine MacKinnon等为主力的反色情女权主义(也经常被称为“支配论女权主义”,dominance feminism)。[2]


***

[1] 性激进女权主义是对于sex radical feminism的翻译;与大陆常见的“激进女权主义”不是一回事,两者在性议题上的看法甚至可能非常不同。为保持统一以及方便检索,除个别情况,本文所涉英文人名暂时不做翻译。

[2] 两派之间有程度不同的落在两种立场中间的其他文本。本文侧重在性论述的脉络梳理,不触及更为细致的观点,以及性论述文本的细读。在细节的处理上仍然是粗糙的。而且依然偏介绍性质,对于性论战及其后续影响所发生的政治与历史格局的把握与分析也有待补充。

***


双方的争论点主要围绕着色情、女同性恋的TP(男女)角色、S/M(虐恋)三个主题展开。当时有女权主义者认为专一而长期关系的女同性恋是最好的实践方式,但是这不包括那些模仿男女角色(被认为屈服于异性恋男权结构)或关系多角而复杂的女同性恋;S/M的性实践(即使是女同性恋)也被认为是性暴力或者变态。这些,就如会议现场的抗议者们T恤上所写的,都不是“女权主义者的性”。这样的论述当然受到性激进女权主义的积极回击,随着若干“反色情”社会事件与立法政策的推动[3],双方争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色情”问题上,也因此触发了文化表征与生活现实、主体性与屈从性、表达自由与审查管制等议题的争锋相对的论战。


***

[3] 比如,1983年秋天,应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邀请,Dworkin和MacKinnon起草了反色情民权条例的第一版。基于反色情女权主义的定义,色情威胁妇女的身体、政治和经济福祉,该法令包括对明尼阿波利斯现有民权法典的一系列修正。它将色情品定义为性别歧视的一种形式,并将具体行为界定为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包括“色情中的人口贩卖”、“强迫她人从事色情表演”、“强迫他人观看色情”和“由于色情而造成的侵害或人身攻击” (Dworkin and MacKinnon 1988)

***


抛开争论的细节与推动争论的美国社会的现实案例,概括而言,反色情女权主义认为性别压迫源自于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压迫,而色情品恰恰彰显了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性)压迫,与资本主义发展携手并进的色情产业就是生产这种性别支配与屈从关系的典型场域,因此反对一切形式的色情(包括小说、电影、报刊杂志、图像、绘画展览等等文化表征),并以实际行动冲击有关活动现场,且积极推动反色情的法律政策的制定。(Dworkin and MacKinnon,1988)性激进派女权主义则抗拒对于色情这种绝对且简化的定义与认识,不同意将文化表征直接等同于现实,更反对在此基础上呼吁法律管制,认为反色情派与政治右派保守力量的进一步联手,限制了性表达的自由;作为积极的响应,她们强调女性的情欲主体与能动性,以及对于女性性经验更为复杂而现实的认识。(Vance,1984;Snitow,1983)这两派以色情为核心,围绕着“快乐与危险”的势均力敌的性论战构成了8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性论述的核心,影响至今。



3

意义与局限


80年代的性论战生产了众多经典的著作与文章,色情的争辩、多方观点的展现带动了更为深刻的性思考,也复杂化了性与性别之关系。反色情女权主义以绝对化的方式撕开了性别歧视、结构压制与权力不平等的遮羞布;在反击中,性激进女权主义带来了许多新的情欲理论资源和启示,具体对抗了当时与反色情女权主义合作的体制化(建制派)宗教及保守右派的收编(何春蕤,1996),也构成了推动性研究发展的三大动力之一[4],推进了、甚至直接参与了90年代西方酷儿理论的发展。


***

[4] 另外两股力量一般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以及80年代末以来艾滋病所推动的相关领域的性论述。性研究更为直接的发展脉络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开始的性科学主义(sexology),60年代以来的性解放运动与同性恋运动,以及90年代酷儿理论的发展。

***


相比而言,性激进派在当时美国的女权主义性论述中更加受欢迎,可是,如我在后文将分析的,联系到中国大陆的背景,在我所观察到的女权主义的性论述中,美国输出的支配论女权主义的逻辑无疑是占优势的,而性激进派的论述则有意无意地受到了忽略或者排斥,或者更多地出现在被归为“性权”的一派论述里;甚至,对于女权主义内部在性议题上的分野,很多人只字不提。美国女权主义的性论述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其在反色情以及后来反性骚扰的议题上的正当性,也从来不乏内部的质疑(程度不同)。这点,在别的语境中或许是常识,但在中国大陆的当下,仍然有强调的必要。


从第一波、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一直到80年代这场性战,以及后来的发展,女权主义的性论述无论是在关注点、具体论点还是影响力上都有所变化。如果说19 世纪女权主义者把无性状态作为可敬女人的一种选择,提倡以女性的冷淡和男性的克制来挑战男性天生的性优势地位,那么60-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则直接对男性的性暴力发动了猛烈的批判,并把矛头指向为男性暴力辩护的文化意识形态,要求以立法执法来遏止性暴力及其文化表征(即色情)。(Vance,1984)但是,这个时期的女权主义者虽然批判小说、艺术中的性别歧视,但并不要求消灭小说、艺术、博物馆本身;她们一方面反色情,一方面也鼓励女性追求性自由、自慰,甚至后者的声音更大(比如《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解放自慰》这些经典书籍的出版)。可是从1976-1978年开始,随着右翼保守势力的上升,某些女权主义者在性方面的关注也越来越窄,甚至觉得与其谈快乐,不如谈健康与压迫更为安全。新的女权主义对色情的批判也越来越绝对化:所有的色情品都是对妇女的暴力,女权主义的目的是要限制与消灭所有的色情品,并积极在政策立法层面与右翼政府合流,推动对于色情的法律管控。[5](Vance,1984;Bracewell,2016)也正是这种绝对化的反色情与立法建制,激起了性激进派女权主义的有力回击。这种争论在内部更为显化地分裂了女权主义,却也带来了更多的理论启发与影响。不过,与强调性的议题就是性别(压迫)议题的支配论女权主义相比,即便是性激进派女权主义,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质疑性别对于性议题的涵盖,除了Rubin。


***

[5] Vance也进一步分析了第二波女权主义的著名口号“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在推进妇女权利、把个人生活与群体政治进行连接之时,也引发了一些始料未及的“性”的后果:“我们很容易将诚实的讨论中必然会出现的有关个人偏好的论述(如“我喜欢口交”)转化成可能为真的论述(如“相对于被插入,女性更喜欢刺激阴蒂”),进而转化为规范性的论述(如“女性应该避免被插入”)。可以肯定的是,这里存在着有意宣扬沙文主义的努力”(Vance,1984)。而这种连接与转换,也为80年代反色情女权主义的论述打下了伏笔。

***


开篇所引用的Rubin的《关于性的思考》首先直接地指出反色情背后的道德恐慌,毫不客气地称之为“女权主义的局限”,甚至“性的妖魔学”。因为这种反色情的论述逻辑与策略,一如它对“色情”甚至是“性”的定义本身(直接等同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非常有问题的:“总是从最坏的可能性上看待大多数的性行为。它对性行为的描述总是采用能找到的最坏的事例来做代表。它总是向人们展示最令人作呕的淫秽品,剥削意味最强的卖淫方式,以及性差异中最令人不快或最令人震惊的言行。这种夸张的手段系统地歪曲了各种形式的人类性行为。这种文字对人类性行为的描述永远是丑恶的。”(Rubin,1984)而这样的论述策略在我们近年所听到的越来越多的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媒体的、运动领域的)性故事的讲述中也绝不陌生。具体事例与性议题可能有不同,但逻辑类似。而这类讲述策略能迅速地带动恐慌与焦虑的社会情绪,制造某类“社会事实”,以推动朝向加强性控制的倡导。


如果说Rubin上述的批评是指向某一派女权主义观点的话,她在同一篇文章中把性与性别作为两个独立概念的理论尝试指向的则可以说是整个(至少是作为系统的)“女权主义”在性论述上的局限,呼吁在女权主义的视野之外探索更为激进的性理论。作为在方法论上做出重要贡献的S/M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与酷儿理论家,十年之后,Rubin在接受巴特勒的采访时,除了谈及“巴纳德会议”与80年代的性政治,还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要把“性”从“性别”框架中独立出来的考虑,以及女权主义认为“性议题就是性别议题”的认识局限。她认为我们不能把女权主义当作性研究的圣经,“我试图把性实践纳入社会阶层研究中――女权主义的伟大贡献是把社会性别引入了社会阶层范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越来越感觉到,性别视角不能照顾到很多性压迫的问题,性也应该作为独立的概念被纳入在社会阶层分析之中。”(Rubin,1994)这种分析,通过Rubin的“性等级”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Rubin的方法论显然也包括社会学与人类学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与生活中不同人群多样的性实践的经验研究(Rubin,2011)。在女权主义的性论述中,相对于文化评论与理论研究,基于扎实的社会学调查与民族志研究的经验资料实在是太少了。Rubin吸引我的地方,除了其性论述上的睿智与犀利,也与这种更广阔的方法论取向密切相关。




二、从“反色情”到“反性骚扰”:

女权主义走了多远?



“巴纳德会议”与80年代的性论战,既连接着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性解放运动,也与第三波女权主义以及90年代的酷儿理论及更近现代的女权主义论述如影相随,甚至在名单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重叠,其立场、逻辑、背景与后果都值得记录与思考。尽管支配论女权主义在性论战中并不占优势,但是它在把反色情观点主流化以及政策立法层面则如鱼得水(Vance,1993),可以灵活地从偶发的性事件、性现象来介入论述,扩大影响。而冷战思维下形成的支配论观点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丁乃非,2018),包括中国大陆,影响力也要比性激进派大很多。



1

      从“反色情”到“反性骚扰”


九十年代的美国,反对女同性恋TP角色、S/M、色情的声音并没有减弱,甚至造成更糟的处境(恐同情绪的高涨、S/M的入罪呼吁、反色情法律的出台)(Rubin,2011)。反色情的实际修法行动虽然成效不彰,却在美国与加拿大持续上演[6]。更为成功的发展则是90年代“反拐卖”脚本的出现,同样把女性身体设定被男性消费与侵害的焦点,因而需要法律与国家的保护;这个脚本的流行更调过头来与反色情、反性工作话语结合,日益导向主张法律管制与全景规训的监禁女权主义(Carceral feminism)。(Weitzer,2007;Bracewell,2016)


***

[6]比如1993年反色情组织冲击有关性工作的多媒体展览及多个艺术展,Vance等人写过多篇媒体文章回击这些做法;比如推动加拿大1992年反色情法的制定,见Rubin,2011。

***


90年代开始,反性骚扰与强奸的话语也更加聚焦合流。MacKinnon在1979年撰写的《职场性骚扰:一个性别歧视的案例》将性骚扰定义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施加违背意愿的性要求;是男性迫使女性屈从的一个工具;不仅仅导致女性经济上的脆弱性,也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性客体化(MacKinnon,1979)。通过就业平等案例的诉讼(比如1986年著名的“文森诉美驰银行”),这一建立在“性别歧视”基础上的“性骚扰”理论,成功进入到美国的法律体系。1991年,劳伦斯大法官(美国唯一的黑人大法官)被诉性骚扰的事件更是借助媒体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全民大讨论,也使MacKinnon的理论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受到关注,推进了女权主义在性骚扰议题上的进一步介入。“反性骚扰”开始在美国的职场、校园等场域全面实施。


如今,MacKinnon这套“反性骚扰”的论述话语以及建制呼吁恐怕也正在涌向中国大陆,而在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整体缺乏性论述(更别提内部的性论战)的背景之下,更加可能以锐不可当之势占据女权主义性论述的核心。当然,在中国大陆,就目前来看,(大多数)性与性别力量依然都游走在政治的边缘,但是因为性所带有的极强的道德色彩与煽动性,性的“危险”逻辑一旦被政治权力找到契合点,更可能的后果恰是支配论女权所导向的对性的全景式监控。



2

Halley与MacKinnon,性战的归来?


也正是因为强调“危险”话语的论述与法律建制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相比于80年代争论主体的多学科背景,法学女权主义在近年的介入越来越凸显,而性的法理化也成为现代性政治的主要趋势之一(何春蕤,2018)。而MacKinnon除了遭到早期性激进派女权主义的抗议,另一与之争锋相对的人则正是她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僚——提出“暂停女权主义”(2006)的大胆思考的Janet Halley在“巴纳德会议”二十余年之后,纽约时报直接以一则“性战的归来”报道Halley与MacKinnon在性骚扰、“同意”(consent)等问题上的争锋相对(Bazelon,2015)。


在MacKinnon的支配论女权主义里,一如既往的,性骚扰与色情、卖淫、儿童性虐待、家庭暴力和强奸是男性统治的核心因素。与MacKinnon以及一些学生团体积极推动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相比,Halley对“反性骚扰”保持着一贯的警惕,认为现在的机制对于性骚扰的定义过于宽泛,尤其是担心哈佛大学越来越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做法,对被告不公平。她经常提到的一个案例是:一名军人被解雇,因为另一名军人抱怨这名军人在邮件室盯着他看太久了(Bazelon,2015)。Halley在她的整个法律职业生涯中,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将性完全视为妇女应该寻求当局保护的“危险”因素。作为一名法学女权主义教授,她建议女性不要过于依赖法律保护;呼吁在“女权主义思想”之外探索其他关于性的理论,尽可能多地考虑到与性有关的利益勾连、影响因素和不确定性;她还提醒女权主义者要意识到,权力以及性别本身并不总是按照男性和女性的这条思路运作的。(Halley,2006)


Halley与MacKinnon两人的核心争论还在于对于“同意”的论述。在“色情”与“性骚扰”两者之间, “同意”是个关键词,色情可以是基于同意的,而性骚扰则不是。可是,MacKinnon等女权主义又认为在结构压力之下,女性很难实施“同意”。在《迈向国家主义的女权理论》(2007)一书中,MacKinnon就论证在男性主宰的社会里,妇女很难区分“同意”与强奸这两者;结构性压迫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同意。Halley对于“同意”显然有着更加复杂的认识,“拿着刀的”逼迫与男性主导的更为泛化的文化“被迫”不能同日而语,而对于目前越来越多的进步组织提倡的“积极同意”,Halley也认为不是那么简单,推到极致会变得荒谬,因为生活毕竟不是按照法律概念上的明确的“同意”“不同意”一步一步操作的。(Halley,2016)


Halley在论述中也提到了另一个对性骚扰保持警惕的左派女权主义者Laura Kipnis。2015年,Kipnis因为一篇质疑校园性政治的文章而遭遇学生“反性骚扰”性质的游行抗议,并受到校方调查。Kipnis为此撰写了此事的详细经过(Kipnis,2015),并对学生团体参与推动、不断滑向“危险”的校园性政治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述,出版了《不想要的追求》(Unwanted Advances)这本同样极可能被视为背离女权主义的著作,封面上写着:如果这是女权主义,那么就是被闹剧所绑架的女权主义(Kipnis,2017)。


尽管依然有不少如Halley与Kipnis的学者对于“反性骚扰”话语保持着警惕与积极论争的态度(如台湾的何春蕤、甯应斌、洪凌、丁乃非等),但是,相比于当年反色情女权主义引发的性战,Halley的“暂停女权主义”与Kipnis对于性别进步主义的警惕比起她们所质疑的MacKinnon的“性骚扰”与“受害者”论述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影响,显然要式微太多,在中国大陆则更是如此(我们很多人恐怕根本不知道还有Halley、Kipnis这号女权)。曾经,在美国尚且追求自由的80年代,女权主义性论战的双方可以势均力敌,现在,在日趋保守的政治氛围与两级分化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反对结构不平等为进步诉求的“反性骚扰”话语正享受越来越大的正当性,变得不容质疑,而禁声的效应也日益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讲,性战,并没有归来。曾经的“快乐与危险”之间的拉锯在不断滑向“危险”却没有了来自内部的缰绳![7] 那么,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之下,“快乐与危险”的理论框架还适合当下的女权主义性论述吗?


***

[7]由学院女权主义推动的性论战的背后是资本主义的转变、妇女运动自身所引发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变化,以及很重要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格局变化。下文提到的2015年Signs的专刊文章也有不少着墨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性论述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具有跨国视野的新冷战研究以及在国内日益边缘化的左翼女权主义的跨国转向,也有助在世界格局中更为清晰的看到美国主流女权主义性论述的特点,详见丁乃非,2018。

***



3

      重新思考“快乐与危险”


2015年,著名女权主义杂志“Signs”发出了“快乐与危险:21世纪的性自由与女权主义”的组稿通知[8],诚邀跨学科和跨国的学者回顾历史、重新思考80年代女权主义性论述的这一重要框架。这期面向全球的组稿与其说是为了纪念,不如说是突出了某些女权主义者对历史与当下之联系的关注与延续思考,以及对于更为复杂与丰富的女性主义性论述的期待。征稿前所未有地收到了上百篇文章(Walter,2016),并在16年成功推出专刊。内容涉及对于“巴纳德会议”的历史回顾、80年代性战与自由主义的关联,以及同意、能动、脆弱性与受害者化等等基本概念的(再)剖析,也在更为跨国与跨学科的背景之下论及印度的性工作、墨西哥的女性情欲经济、黑人妇女的性与身体等等更为丰富的议题。[9]


***

[8] https://cssh.northeastern.edu/wgss/2015/02/signs-journal-call-for-papers/

[9] 专刊的具体目录及全文下载可见: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toc/signs/2016/42/1。

***


Signs的专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依然是少数)女权主义者在这个议题上的丰富论述与复杂思考。只是,从更大的势态来看,依然以英语世界为主的回顾,以法学与政治学女权主义背景为主、以性骚扰议题为核心的讨论与反思,并没有跳出性战的前世今生的美国背景,也难以带来超越“快乐与危险”框架的新的、更为宽广的性思考。作为女权主义理论核心概念的“交叉性”与“情境性知识”,在实践中却多少是令人失望的,并没能很好地结合阶层、年龄、种族、宗教、文化、身体、性偏好等等因素进行动态而复杂的思考,反而越来越简化与僵化权力、性别与性这些概念本身以及相互之间的压迫关系。“性”的议题并没有多少扩展,我们对于“性”的了解也没有多少增长,有关“女性情欲”的知识也未见得更加丰富,反而是越来越局限在日益窄化的对于“性骚扰”的法律建制及相关法律概念的讨论之中。而这种窄化,反过来,并不利于“性骚扰”的减少。而且,即便有悖初衷,在美国女权主义性论述的发展过程中,“快乐与危险”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二元化的趋势(不过,在我看来,仍然比“危险”的一元要好很多)。


换言之,就整个“性”领域而言,女权主义性论述中的“快乐与危险”的框架或许不再能带来对于性/别、情欲的新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启发。这种局限,不仅仅是道德观念与立场上的,既与以西方英语世界为主的地域政治意义上的知识生产有关,也与缺乏更多的学科视角、缺乏更多文化中的“性”研究与实践经验的补充以及更为在地、更贴近生活的酷儿思考有关。如果不去更多地与这些被忽略的区域知识、扩展的方法/视角、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更为批判的酷儿理论想结合,女权主义的性论述将难以发展。




三、从美国到中国:

另一种“性论述”的可能?



回顾美国的“巴纳德会议”与80年代的女权主义性论战的前世今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大陆的当下。只是,大陆女权主义正处于发展的状态,在性议题上的介入也依然零散,而更广意义上的性研究也是一个急需补充的大课题。因此,下面只是列出我的一些初步观察与研究设想,有待补充与修订。[10]


***

[10]这个部分偏概述,涉及到较多相关文献与学者的论述,没有在文中一一提及与索引,特此说明。部分研究文献的梳理可见Huang Yingying, The rise of sex and sexuality studies in post-1978 China, in The Sexual History of the Global South, Zed Press,22-43,2012,我也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更加详细地论及这些文献。

***

 


1

      美国女权主义的性论述之于中国大陆当下的意义


中国大陆的历史与社会情境、女权主义的发展以及在性的议题上的介入都与美国有着很大的差异。本文之所以要以介绍美国女权主义的性论述为主,是因为就目前的观察来看,“快乐与危险”的争论逻辑并没有多少外在于中国大陆女权主义的性论述,依然有助于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反性骚扰”运动。在一个性恐慌依然盛行的社会与学术背景之下,我也经常会在自己的研究中强调积极“快乐”视角的重要性。


从“文革”走来的中国大陆,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性之变”在80年代以来基本没有引起女权主义者的关注(除了李银河较早论及虐恋、情欲等议题)。很长一段时间,大陆的女权主义在性的论述上是缺席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倒也不见得是坏事)。2010年前后,“性工作”议题曾经引起过女权主义内部的小小争议,但认为在性别与阶层的双重结构性压力下,“被迫”进入性产业的声音依然占主导,对卷入其中的妇女同情多于支持,即便不是直接提倡禁娼,也是倾向于“罚嫖不罚娼”。而毋庸置疑的是,90年代只是零星出现在学界的“反性骚扰”声音,在最近几年(尤其是现在)所汇聚的女权之声是最强的,而且几乎没有来自女权内部的质疑(目前的零星质疑声音,也基本来自外界)尽管最近几年有关“性自主”“女性情欲”以及不同性/别主体的声音也有增加(较多的来自拉拉女权),但是就当下聚焦的性论述逻辑来看,支配论女权主义的“危险”话语色彩更加浓重,拥抱MacKinnon的可能性远远大于Halley。


一方面,“性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工具”“不平等的结构制约之下,女性不可能有真正的同意与自愿”“在整体的男女不平等系统里,女性的脆弱性与受害者地位毋庸置疑”等等典型的支配论观点正在中国大陆当下的“反性骚扰”论述中聚焦、流行。也有人直接引用MacKinnon的论述为当下的反性骚扰运动背书,甚至呼吁直接借鉴美国以性别歧视为理论基础的“反性骚扰”法律建制,在缺乏足够检视(个别学者有提到批判性借鉴)的情况下,视之为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很多人却对于80年代以来的性激进派女权对“反色情”论述的积极抗击,以及近年来如Halley、Kipnis等左派女权主义对于“反性骚扰”建制以及校园性政治的担忧与反思不甚了解,或者故意不提(即使Rubin的文章早已有译介,且收录在《女权主义理论读本》(2007)中,也很少被提及),似乎理所当然地把“反性骚扰”的论述视为“女权主义”作为整体的论述,质疑的声音则被斥之为“不了解女权”,甚至“反女权”,一如当年反色情女权对于“巴纳德会议”的抗议。


换言之,在积极推动从美国震荡而来的反性骚扰的运动与论述之时,当下大部分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对于美国女权内部在性议题上的差异性与争议缺乏更为完整的认识或介绍,给人以“女权主义不会质疑反性骚扰”的错觉。而本文从“巴纳德会议”出发,甚至更多地着墨于性激进派女权主义的性论述的目的,与以上两方面观察直接有关。就目前的“女权主义性论述”来看,依然可以说:历史离当下并没有那么遥远,而美国也没有多少外在于中国,“美”“中”皆有不足[11]。而值得进一步追问且批判思考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近期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性论述更多地承接了反色情、反性骚扰的支配论女权主义立场,而几乎从不提及性激进派的论述?这种承接,是选择还是盲目?这种承接的基础是什么?这种承接本身又说明了什么?


***

[11]此处借用了朋友的话。对相关议题的思考也得到不少师友的帮助,一并感谢。

***



2

      中国情境中另一种“性论述”的构建可能?


更进一步的思考则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跳出美国的性论战与“快乐与危险”的框架,在中国情境中构建另外一种性论述的可能?这种性论述,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情境,对话于南南、南北以及全球?



首先,美国的女权主义性论述对于中国大陆当下的影响,本身就值得更为动态的过程考察与分析。本文谈到了当下的一些(偏静态的)相似与差异,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一种联系历史的动态分析。


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除了内部的差异性也在彰显(某些议题除外),时间轴上(好几代)新旧女权的构成主体、在性议题介入程度、具体观点论述上(比如女性身体与性自主、自慰、性工作、LGBT等议题上)都有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就值得分析,而这些变化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则可以拉到更早的20世纪初——其与美国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始于19世纪末西方性科学主义的关系。主体、自主、被迫、能动性、赋权,以及“交叉性”这些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在80年代以来(或更早)也不断通过翻译、会议、培训、直接去美国读书、开展合作项目等等学术实践,不断进入中文语境。但是除了个别词汇,比如“社会性别”有过细致的分析,大多数基本概念的“旅行”与“在地化”的过程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辨析。而在此基础上,更为合适的翻译、本地意义的赋予、新概念的创造才得以可能。在这点上,台湾何春蕤、甯应斌与丁乃非等学者对于性/别的创造性论述、林纯德对于东北“妖”的研究都相当有在地的启发。[12]


***

[12]本文没有论及台湾女权主义的性论述,以及就相关议题上中国大陆与台湾社会的关联、台湾与美国的关联。我们曾多次邀请何春蕤、丁乃非、王苹、甯应斌等老师分析过台湾的性/别政治,详见性研究ing公众号。更多信息可参考台湾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网站http://sex.ncu.edu.tw。这些文献,包括何春蕤老师的新著:《性别治理》(2016),《援交交际在台湾》(2018),均由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品,都有对些重要的性议题以及最新进展展开基于台湾脉络的切身观察与丰富论述,睿智而犀利。

***


而更为当下的,即便是“反性骚扰”的论述,也有必要做类似的思考。正在发生的反性骚扰运动,从一个动态的视角来看,是如何发展与变化的,与美国的互动关系如何?是否有自己的逻辑与特点?是怎样的逻辑与特点?特殊性在于发生率与具体形式?在于“女权主义启蒙”的程度不同?在于我们所处的政治背景不同?还是更为首要的是定义本身以及定义背后的文化与生活逻辑,以及应对的具体策略与办法的探索?与其他中国大陆“性”议题的联系呢?与其他国内外社会议题的联系呢?这样的本土思考与实践,又可以如何更好地对话于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反性骚扰”及更大范畴的性论述?我理解的本土,也不一定是“差异”,而是是否具有立足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背景以及身处不同阶层、有着各自境遇的形形色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独立思考与总结”!这种本土,欢迎联系与借鉴(包括经验与教训),但不因为美国的反性骚扰而反性骚扰,也不因美国开始反思进步话语,我们才敢/会反思。[13]


***

[13] 最近“拉拉/酷儿学者”Avital Ronell教授被“男同学生”控诉性骚扰事件,以及巴特勒及齐泽克等学术大咖的回应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在女权主义内部引起了一些反响,个别女权主义者开始反思LGBT与酷儿群体中的反性骚扰。不过,讨论中也出现把同性恋与异性恋区分对待的意思。在我看来,酷儿理论的启发绝不是把LGBT人群作为特例落在“性骚扰话语及争论”之外,而迈向有些人群的调情是亚文化,而另一些人群(尤其指向异性恋)的调情是骚扰这种基于身份的区别对待;酷儿性的反身份政治特点、性等级的进一步细分与强化(包括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各个群体内部)都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与审视。期待独立思考基础上的更为复杂的“反性骚扰”论述。

***



其次,更为重要的,我们需要扩展对于性议题的更为丰富而具体的研究。在世界格局的视野下,思考扎根于中国历史与社会情境、实践于老百姓生活之中的“性”是一个/些怎样的问题。


对此,我的基本主张是:立足于“性”的多重边缘立场,结合中国历史定位/分段与“生活现实-社会情境-对话语境”这三个层次的“性”经验,自下而上地切身认识中国社会的性问题,努力以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议题带出更具普遍的思考与提问。


且不去回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福柯、威克斯等众多西方学者对于“性”的正名,在当下中国社会,性议题至少有两重“边缘性”使其有可能成为激发本土论述、探讨南南合作、开展南北对话的重要领地。


第一,“性”具有日常而边缘的特点。作为社会生活中的最常见话题之一,也作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性”在中国大陆虽然长期缺席于重要的知识场域,但是不论是老百姓的“过日子”、媒体上的八卦评论,还是社会治理与国家政策的关注对象,都是显著在场的。可以说,“性”在近现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道德、政治、商业、社会规范的竞逐之躯,也是医学与科学知识主宰的领域;在社会变迁与文化交互过程中汇聚了多方规制力量,并与中国历史文化及日常生活中的丰富内容以及这个议题的多学科性质形成强烈的张力与博弈。这种多重复杂的边缘身体政治使其可以成为人文批判地思考主流世界的重要切入点。


第二, “性”(依然)是构建“中西方”想象的一个重要领域,触及地缘政治与知识话语层面的边缘性。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与性解放(甚至性泛滥)的冷战话语下的政治构建已经深深影响到老百姓对于“西方”的想象,另一方面,东方的性文化也是西方学者用来想象异邦或是补充性地对话西方学术体系的重要经验来源。相比于中国学者的冷淡与缺场,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人的“性”有着特殊的青睐,从高罗佩对于房中术与戏秘图的介绍,到更为现代的学者们(包括在国外工作与学习的中国学者)对于缠足、妓女、一夫多妻、男风、同性关系等历史文化现象的窥探(比如高彦颐、贺萧、安克强、马克梦、吴存存、康文庆、魏浊安等学者的研究),一直到更近的,英语世界(包括学者与媒体)对于中国大陆的城市青年与新富阶层的性文化、性工作、女性之性、同志运动、新女权运动的关注(比如James Farrer,Elaine Jeffrey,Sandra Hyde,艾华等学者的研究),无不凸显了西方学术体系与中国实践及知识之间的连接与张力。不论学者如何在智理上质疑中西方的二元构建,作为可观察的结果,在社会生活中,“性”所透射的中(东)西方想象以及中英文世界不对等的学术资源、会议交流与发表机会彰显了扎根于不同语境、不同语言的知识生产的主次位置。换言之,相比于很多社会议题,“性”或许更能敏锐地触碰到中国经验与知识在世界格局中的特殊与边缘性。


以上这两点“边缘性”使得中国大陆的性研究较早就或被动或主动地开始“边缘-主流”“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西方社会”之关系的对话与批判思考,包括对于我们所使用的最为基本的语言与认识假设的检视,以及尝试着回到历史文化与生活经验之中寻找、创造新话语的自觉与紧迫感。



近年来,具有很强全球联动特点(依然是占据着主要经济与知识资源的欧美为主或者为发起者,但辐射甚广)的反性骚扰运动、LGBT运动、性教育、性工作等议题所牵动的社会争议与政策失措则把“性”更进一步地推到大众面前。进步、保守、左右、身份政治等国际政治话语在近年更为明显也更加错综复杂地聚集在中国大陆某些“性”的议题之上,且大有发酵之势。与此同时,在性与性别的议题上,中国经验、本土思考、重新认识中国、南南合作等声音也在加强。在多重力量的并存与撞击之际,身处其中的研究者又如何能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保持独立思考的立场?如何理解这种“独立思考的立场”及其最终的关怀?如何在错综复杂中厘清中国的“性”脉络,使得“性”在有可能摆脱某种话语的桎梏之时不落实另一种(虽然方向不同但是可能同样狭隘的)政治话语,在保持批判性的同时,能够带出更为丰富而接地气的积极边缘思考?这是现阶段充满挑战却也令人期待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与认识之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学者与运动者也努力从某些小小的领域开始,尝试扎根于中国的现实情境扩展对于性的理解以及实践经验的探索——比如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方法,借鉴日常生活研究、社会历史建构、性别研究等视野,提倡主体建构的视角;探究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国社会性之变的特点与社会基础,触及性、爱、婚、家、性别等基本因素的初级生活圈的变化,也触及更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婚姻法》、独身子女政策所带来的影响等;检视西方翻译性词汇,关注性科学主义到性建构主义的转变与中国大陆性知识生产之间的联系;考察老百姓生活中包括骂人话、笑话、酸曲儿、地方戏在内的日常性语言以及或直露或暧昧的身体表达;了解不同性/别群体的多样性实践;回到历史文本中解读某段时期的情色文化;辨析不同面向的涉“性”的社会与法律事件;思考更为积极的性教育与情欲自主的实践方式……而80年代(或者更早)以来商业力量、政治力量以及知识流派(包括国内与国际的局势变化)对于性论述的介入以及多方力量之间在不同历史时刻的动态博弈也非常值得更为细致而深入的分析[14](而不是简单扣帽子)。


***

[14] 我在《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一书中对于80年代以来性的政治、经济、学术背景的变化有过一些简单分析,正在写作的另一篇文章会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性经验”。篇幅关系,不在此展开论述。

***


这些扎根于中国情境与语境的经验研究与思考,有助于我们更为接地气地理解与“人”“生活”相关的形形色色的性议题,看清附着于其上的道德规范,洞察中国社会的性等级(不是只有异性恋与同性恋、男与女的划分,不是只有政治制度带来的压迫)是如何型塑的、会带来哪些问题、又有着怎样的变化。这种尝试与努力,于外可以与西方的话语体系进行更为平等的对话,于内有助于更为积极地运用生活中的智慧与“底层”的策略来对抗不平等的规范与权力关系。而这些研究与思考,也正是我以及我所认识的一些师友对于当下以支配论逻辑为主导的“性骚扰”“受害者”论述与法律建制的呼吁保持警惕的认识基础。


在有可能开展另一类中国论述之前,在更广的时空中,以边缘批判的视角在以下三个相互交叉但是各有侧重的方面做出尝试是重要的:第一,复杂把握多重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中的性实践、所处的具体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境、当地所发生的对话语境(尤其是中文语境,包括研究与社会讨论)这三个经验层面的现状特点、变化脉络与各方张力;第二,在国内外日益“政治化”的趋势之下,时刻警惕各种“政治”与多重“生活”之间的距离;第三,就本地学者而言,保持“积极的反思”与“批判的借鉴”立场,看清并正视现实困境,虚心学习可供借鉴的经验与论述,脚踏实地地应对存在的诸多挑战:政治经济结构的约束、知识结构的局限,以及扎实的经验研究的缺乏(包括对于历史文化文本的细致探究及现实世界的扎根研究)。唯有此,中国大陆的性论述才不会沦于喊口号,或者再度被政治所绑架、所简化。


作为本文的小结,也作为下一步的研究计划,中国大陆的性论述,不管是时空的延伸、议题的扩展、思路与方法的拓宽、分析的深化、理论概念的提炼,还是学术与行动之间的关联思考,都有很多有待丰富与完善的地方。可以说,在当下,女权主义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也急需更多的本土“性”理论与实践来把握现实生活中复杂的性/别政治。这些性论述,可能是女权主义的,也可能不是,或不完全是。




END




参考文献



丁乃非,2018, 《女权主义性论述》,载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积淀与反思:2016-2017中国“性”研究》上册,pp143-155,香港:1908出版社。


何春蕤,1996,《色情与女/性主体》,《中外文学》,25.4: 6-37。


——,2018,《重新思考性》,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积淀与反思:2016-2017中国“性研究”》上册,pp1-17,香港:1908出版社。


(美)凯瑟琳Ÿ麦金农, 2007,《迈向国家主义的女权理论》,曲广娣译,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


(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2007,《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Bazelon, Emily. 2015. “The Return of the Sex War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0. http://www.nytimes.com/2015/09/13/magazine/the-return -of-the-sex-wars.html?_r50.

Corbman,Rachel. 2015. “The Scholars and the Feminists: The Barnard Sex Conferenc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eminism”. Feminist Formations, 27(3):49-80.


Diary of Conference on Sexuality. 1981. New York: Barnard Women's Center


Dworkin, Andrea and Catharine A. MacKinnon. 1988. Pornography and Civil Rights: A New Day for Women’s Equality. Minneapolis: Organizing Against Pornography.


Halley, Janet. 2016. “The Move to Affermative Consent”,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42(1):257-279. 


——, 2006, Split Decisions: How and Why to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llibaugh, Amber. 2000. My Dangerous Desires: A Queer Girl Dreaming Her Way Hom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Kipnis, Laura. 2017. Unwanted Advances: Sexual Paranoia Comes to Campus. Harper Press.


——. 2015. “My Title IX Inquisition.” Chronicle Review, May 29 http://laurakipnis.com/wp-content/uploads/2010/08/My-Title-IX-Inquisition-The-Chronicle-Review-.pdf.


MacKinnon, Catharine A.. 1979. 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A case for Sex Discrimin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Rubin, Gayle. 2011. Deviations: A Gayle Rubin Read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Vance eds.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267–319.


——, 1994. “Sexual Traffic: An Interview with Judith Butler.” Differences 6 (2&3):62–99.


Snitow, Ann Barr, Christine Stansell, and Sharon Thompson, eds. 1983. 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Vance,Carole.S, ed. 1984.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ublishers.


——. 1993. “More Danger, More Pleasure: A Decade after the Barnard Sexuality Conference.” New York Law School Law Review. 38(1–4):289–315.


Walter, Suzanna Danuta,2016,“Introduction: The Dangers of a Metaphor—Beyond the Battlefield in the Sex War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42, no. 1:1-19.


Weitzer,Ronald. 200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x Trafficking: Ideolog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 Moral Crusade”. Politics and Society. 35(3): 447-475.

 




黄盈盈、张育智 | 女权主义的性论述

性研究ing

你想要的性研究

都在这里


长按并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性研究ing

  • 信用卡申请/额度变现
  • 申请返利,无需POS提现
  • weinxin
  • 聚卡付代理,永久返利
  • 三级分润,升级会员高收益
  • weinxin
voice 站点
全自动撸飞机杯男用自慰自卫慰器工具成人情趣性用品四维空间抽插
华杰龙男士棉印花平角内裤韩版可爱性感潮男透气宽松舒适时尚裤头
【香港直邮】澳洲G&M 绵羊油保湿霜含VE 绿色
进口洗发水一件代发,微商货源,韩国RYOE吕 洗发两支装 红吕

发表评论

:?::razz::sad::evil::!::smile::oops::grin::eek::shock::???::cool::lol::mad::twisted::roll::wink::idea::arrow::neutral::cry::mrgreen: